《東京奏鳴曲》是黑澤清導演生涯中最特殊的存在，隻此一部，也無需考慮再拍類似題材的作品。黑澤清在《東京》裡抛棄了自己自九十年代末以來建立的複雜鏡頭調度系統和最愛的工業化場景與噪音，取而代之的是和小津安二郎一脈相承的傳統日本叙事。《東京》或許是他所有電影裡劇本完成度最高的一部，開頭的淩亂房間情景正是本片叙事發生轉折的關鍵節點——流浪漢役所廣司的出現——也是大多數人不能接受的“魔幻”情節始發點，但讓我們先抛開這一點不談。
影片的開頭，香川照之作為失業的父親目送小兒子從大門回家後打算偷偷從百葉窗翻回家，但窘迫的他被妻子抓個正着。
...這個伏筆不僅在後半段開車逃亡的情節中得以回收，更是在彼時就已經體現出母親那點小小的幻想和虛榮心——她更願意随身帶着派不上主要用場的駕駛證來證明自己的身份，而不是保健卡，或許她願意被看作是能夠開車且自己有車的人。這也是後段情節中她對家庭用車不感興趣，反而目光停留在了那輛軟頂小轎車上的主要原因，跑車在黑澤清的叙事和這位母親的念想中更是伍爾夫意義上的“一件屬于自己的屋子”，這個看似不起眼的細節體現出了這位女性作為人本身——而不是女人，老婆，母親或什麼其他社會定義——對自由和生活在别處的向往，至于後續開到那輛藍色東風就更自不待言，這又是對伏筆的回收，也讓這位女性（或者說這個單純的，純真的人）不願回到現實生活，反叛役所廣司所言“随便找個最近的車站把我放下你就可以走了”，而是開往遠處的海邊的相關情節呼應，她的所想所為并非一時興起，而是早有心理準備。
...女人們對此心照不宣，維護着男人們可憐的尊嚴。黑須的自殺早有預謀，他越是托大就越是沒有男主角的抗壓能力的體現（“女人，小孩，年輕人在船上，我們被抛下船了”）；大兒子的突然回家看似沒有夢境的提示，但其灰頭土臉裝扮的特殊早已在母親醒前就令觀衆驚醒：這絕非真實（沒有人從異國他鄉回來一路會穿着軍裝），而是母親日以繼夜的擔心在夢境中對其形象的生動映射。
...回到父親和丈夫——香川照之的視角，他在《東京》中奉獻了頂級的表演。沒有了《蛇之道》中的迷茫和瘋癫，取而代之的是真空的絕望。這個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男人們在假裝，隻有他們自己不知道。大男子主義更多的時候不是生而就有的，而是社會結構和上層建築的失序，是一種被迫去回應的社會期待（就像賢妻良母一樣）。所以一百年前的意大利父親要去偷那輛自行車，一百年後的東亞的社畜假裝還穿着長衫。然而這一切叙事在妻子“這種權威還不如毀了好”的話語中徹底坍縮，淪為廢墟。小兒子置氣式的扔下破電子琴成為導火索，父親在屈辱和自以為是的不理解中最終失控——此時母子二人還不知道他已經去商場開始掃廁所。瘋癫作為一種病理基因被深深埋進每個東亞家庭中，男人和女人們都覺得自己遭到了不公平的對待，但敵人卻不是他們預想中作為異性的對方——而是更加宏觀，不可言說的存在。男人和女人們，請聯合起來。他撿到裝有（目測）不到二三十萬日元的信封，手腳不知如何自然行動，慌然跑出廁所，在天橋上不斷摔倒在垃圾堆裡痛哭流涕（“要是能重來就好了”），被貨車撞至失去意識，最後第二天一瘸一拐地回到商場将信封裝回失物招領處，這或許是社會的規訓和道德的約束，但也象征着工作——而非錢——作為麥高芬的失效，因此他最後穿着清潔服（而非西裝）直面失去主管工作的事實，回到家中吃早餐。香川照之将信封還回極其貼合日本語境的叙事特點：什麼也沒改變，就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這點也如最後去聽小兒子的考試表演。實際上《東京》的世界裡工作與金錢并不能完全地畫上等号，在高壓和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人們更多時間被捆綁在工作上，盡管“錢”并非一定要通過“工作”獲取（役所廣司），但“工作”給人的安全感絕非“金錢”可以比拟，“薪金酬勞”與“錢”并不完全重合，人們往往追求前者。
因此，短評中所謂後一個小時接踵而至的“戲劇性事件”，“變得魔幻起來”，“搞亂了前半部電影”，實際上是對情節的誤判和細節刻畫的忽視，一切都有迹可循，完全在情理之中。
但役所廣司作為整部電影中最大牌的演員，在設計情節時卻考慮有所失當。這并不是說這個影片中的流浪漢不應該做出種種對女人的強制性暴力（不好定義為強暴，鏡頭語言很克制），但若是“役所廣司”做的，那麼觀衆對于“役所廣司”的關注就會大于“搶劫犯”這個角色本身。因此更好的處理是要麼換演員要麼删情節。而“什麼也沒做，什麼也沒解決”是因為“什麼也不打算做，什麼也沒發生”，所以它并不魔幻，也不超現實。
固定長鏡頭
最後一段黑澤清完全抛棄了标志性的長鏡頭調度，而是選擇以相對平庸的視角記錄下了小兒子的表演。并非做不到，但采用固定鏡頭，舍棄鏡頭的運動與調度是為了強調和突出聽覺語言的優越——使得視覺語言暫時不要喧賓奪主，暗示觀衆放棄思考鏡頭調度——如此美妙的德彪西，美妙得不像出自初學者之手。這個世界應該允許光明叙事的存在，盡管這個結尾實際上并不溫情，它更像中國語境下的鹹魚翻身，盡管人們努力地撲騰了一下，但翻過去實際上也還是鹹魚。就算如此，人們也不能否定那些願意翻身的鹹魚——就算他們自己也同樣是鹹魚，隻不過連翻都懶得翻一下，或者說正是因為如此，人們才會覺得這個結尾看似溫情——然而并不。它隻是貝多芬的《悲怆》，一曲終了生活仍在繼續，父親還是趴在商場裡摳黏在地上的口香糖，母親還是當着家庭主婦（“當媽媽也沒什麼不好哦”）。
請告訴我，這個結局光明在哪裡？這不是結局，更沒有人鼓掌殺青，這隻是生活的一隅，且仍未完成。
